“封建”，顾名思义，“封”就是分封，君主/天子分封有功的臣子或者亲戚为诸侯/贵族，“建”是指让他们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国”本义是“邦国”“封邑”，通俗一点讲就是诸侯国。
周朝采用的就是封建制。封建制是一种间接统治。诸侯在他的封国里，是最高权威。周天子没法越过诸侯，直接向诸侯的属下发号施令。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皇帝靠官僚系统来管理地方。郡县制是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区别，不单单是字面意思上的区别，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能力。
国人和野人
当初周武王分封，并不是拿张地图，给各位诸侯事先划定边界。一是没地图，搞不清楚；二是那时候人少地多，土地不值钱，划边界没有意义。周武王只是大致指个方位，然后诸侯们就带着自己的宗族和礼器出发了，打到哪儿算哪儿。
到了地方，诸侯带来的宗族，建个城住在里面，自称国人。那么原住民呢？就被称为野人。野人种地，交租子给国人。就是这么个统治模式。城里人多了怎么办呢？那就分出去一支，到别处再去建城。
春秋战国时期，值钱的不是地，而是城。因为城不仅是一个军事据点，同时也是一个对城周野人进行收税的政治实体。咱们看《左传》，两国打仗，都是割多少城而去，不像现在是划界割地。
春秋的时候，两个国家打仗，当兵的仅限于国人。最低级的贵族叫士，士兵这个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城外面的野人呢？你在家种地就好了，打仗你没资格参加。
《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在于祭祀和打仗，“礼不下庶人”，就是这些事都不带野人玩。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不怎么把野人当人看。大家都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打来打去。
商鞅变法
秦国到了秦孝公的时期，搞起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意思，就是不再区分国人野人。但凡是个男丁，就可以参军打仗，只要你在战场上杀一个人，就赐爵一级。
这个爵，很重要，它意味着野人被国人，也就是统治阶层接纳和认同了，意味着你有权参加公共政治生活了。
大家都有爵位之后，礼下庶人了，刑上大夫也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王侯将相也好，平头百姓也好，都要遵守同一种规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思想（商鞅、韩非、李斯）在秦国如鱼得水。
秦国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为它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郡县制
周朝的诸侯都是世袭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级发的工资。
他们的实力来自领地内民众的效忠，而不是靠上级领导的赏识。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自上而下的控制力是很差的。
周天子会了解诸侯国的一些大体情况，但很难掌握具体细节，至于诸侯国下面各个卿大夫领地的情况，他更是无从得知。
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收税，是不可能的。
秦灭六国以后，贵族阶层被整体消灭了，六国贵族活下来的都被迁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
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由皇帝选派官员（后世朝代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管理。
地方官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听，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贯彻下去。
“封建社会”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把秦汉以降的这些朝代统称为封建社会（王朝），可能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因为西方确实是从封建制直接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制度。
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崛起。现在大家一说起拿破仑，都觉得他是个军事天才，36岁就征服了欧洲大陆。
其实拿破仑能征服整个欧洲，个人的军事才华只占很小的比重。他战胜对手的决定性力量是民族主义。
因为他的对手，英国、俄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都是传统的封建制帝国，这是一种肉食者谋之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军队的主体是贵族（和周朝一样），平头百姓只管交税，并不上战场。
而法国搞出民族主义之后，法国是属于全体法国人民的，双方的战争动员能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个是贵族精英阶层为君主而战，一个是全体人民为祖国而战。这才是拿破仑所向披靡的真正原因。
当大家都变成民族国家之后，法国人打仗好像就不行了。“每日辱法”已经成了中文互联网的一个梗。
拿破仑的时代是1800年左右，那时候中国已经是清朝嘉庆年间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已经施行快两千年了，跟“封建”早就没啥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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