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起，香港大学博士生王怡霖开始研究秀场直播，2019年，为了加深研究，她与成都一家公会签下3年合约，亲自当上了一名网络主播。起初，她还会观察每个进直播间的观众，用笔记记下他们喜欢什么。但是，为了在秀场直播中存活下去，她发现自己渐渐接受了系统的“规训”，滑入一种积极开播、接受PK惩罚、讨好观众、渴望打赏的状态。（澎湃新闻11月13日）
这位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博士的研究，只是直播行业生态的一个缩影。不过，对经常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用户而言，即便不是秀场直播的忠实观众，也不会对这类场景感到陌生。面对记者，王怡霖讲到自己与其他主播PK，把跟做性暗示动作、往衣服里倒水等极端行为作为“赌注”的经历。而制定“赌注”的，往往是那些更有影响力、粉丝基础更深厚的大主播。这些带有羞辱性质的做法，显然已经踩在公序良俗的边缘。但在直播间里，她所描述的这些，却是司空见惯的常态，远远算不上是最离谱的。
网络空间的虚拟感，冲淡了人的道德感知。与此同时，平台与MCN（多渠道网络）公司对流量的追求，也加剧了主播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些因素的影响，使观众越来越敢暴露心中最直接的欲望，对主播提出在旁人看来相当过分的要求。主播身在局中，往往也会迎合这种需求以换取业绩，即便心有不甘也身不由己，否则没了粉丝的青睐，只能卷铺盖走人。在这一过程中，环境对个体的“异化”暴露无遗。
这也提醒着人们：互联网有着极其复杂的一面，唯有在充分理解其人性根源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引导，才能让网络环境更加理想。
不同于王怡霖为了学术研究而体验直播业，对更多网络主播而言，直播间是他们讨生计的地方。许多调查研究与新闻报道也都指出，除了“金字塔尖”的极少数头部主播，大多数秀场主播的收入并不算高，其得到的打赏一大半都要交给公司与平台。因此，从任何角度看，平台都应以更大力度履行其社会责任，让主播与观众以更健康的方式互动，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要将直播生态引向更加健康的方向，不是批判两句或是“一禁了之”就能做到的。在王怡霖的研究中，除去当红主播，能持久留在秀场直播行业里的主播多为社会资源较弱势的女性。而打赏多的“大哥”们则试图在线上填补一些线下生活的空白，或为孤独感、或为释放工作压力、或渴望亲密关系。主播想要更高的收入，观众有自己的情感诉求，这些需求本身都是正当的。但是，如何为他们实现这些需求铺就一条“正路”，既考验着制定规则的平台，也考验着每一个互联网用户。
在内容生产者一端，平台与社会应该努力让主播能够通过呈现自己的个性收获流量，而不是把算法算出来的“流量配方”套用到所有人身上，迫使主播失去自我，变得“千人一面”，甚至不惜自我侮辱。而在内容消费者一端，合理的情感需求值得被正视，但其表现形式不能突破必要的伦理底线。不论是广义的表演行业，还是任何其他行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有平等的关系，保有尊重和体面。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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