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一个好端端的周末，让一条娱乐新闻给炸开了锅……一边是“一别两宽，余生漫漫”，另一边呢，自是“往后各生欢喜”。虽是凡人私生活，偏偏用了“官宣”，惹不得各位看官都出来评说几句。说实话，明星绯闻我不感兴趣，可这两个公关稿甚是有趣，文风统一，连行文出处都一样，看来PR团队还是做了些“功课”……要是古人晓得自己的“离婚协议书”——“放妻书”被如此挪用，不知会作何反应？！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出自敦煌藏经洞文书S.0343《放妻书》
“放妻书”出自哪里？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书中，婚姻文书总数约一百三十多篇，其名目有通婚书、答婚书、嫁娶祭文、戏女婿文、训女文、婚仪诗词、咒愿新人文、放良文、放妻书、夫妻相别书、冥婚书等，是当地民间婚姻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礼仪性和证据性文字材料。
敦煌“放妻书”是指敦煌藏经洞文书中的汉文离婚契约书，多以“放妻书”为题目，也有诸如“放妻手书”、“夫妻相别书”等题名，还有一些未定名，目前学术界已经整理过的有十一件，也公认这些文书所反映的离婚形式正是唐律所规定的“和离”，是最早的协议离婚文书。
“和离”是古代规范夫妻间因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的法规。作为一种实践，它在先秦—汉代就存在，但一直游离于基于家庭—宗族义务的正统离婚规则之外。中古时期，受外来佛教“因缘和合”、“宿世因果”等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婚姻观念发生变化。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诏书为标志，“和离”逐渐获得正当性并上升为法规，最终由唐律所定格并被后世承袭。“和离”规则的确立突破了礼法传统，把婚姻从男女家庭—宗族义务上升到了双方情感的结合，可谓古代婚姻法制的一大变革。作为一条法规，它首次出现在唐律。《唐律疏议》曰: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并解释道: “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
“放”妻之外的无尽意味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法律社会文书分为样文和实际文书两类，前者起草实际文书的蓝本，一般不具有具体的姓名、地点和日期，后者为日常生活的契约活动所作，目的是为日后纠纷提供凭证。现存的十一件敦煌“放妻书”中包括九件样文和两件实际文书，字数一般介于一百四十字到二百二十字之间，但有两件长达三百余字，而且使用了华丽的语言。样文虽然不代表具体案例，但标准化样文，意味着标准化的语言，才能更准确反映官方和民间普遍接受的规则和价值观。
在唐代，解除婚姻关系的常用词包括“离”、“绝”，如果男方主动与女方离婚，则常用“出”、“去”、“逐”、“弃”，为何敦煌文书里用“放妻”——有专家认为，“放”是解脱约束的意思，就好比佛家的“放生”，给予另一方自由；在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用“放妻”形容解脱夫妻关系是一个进步。在敦煌藏经洞文书P.4525中，虽然题目是“放妻书”，但内容却清楚表明，这对夫妻的离异是由妻子、女方亲属和她村中长辈共同议定，将丈夫遣离女家。
敦煌藏经洞文书《放妻书》P.4525
“放妻书”：始于情义，止于因缘
乡百姓某专用放妻书一道: 盖以伉俪情深，夫妻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叹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 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嫌，作为后代憎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夫与妻物色，具名书之。已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莫逞琴瑟合音之态。解缘拾结，至美相谈。三年衣粮，便畜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次某年Δ月日。
敦煌藏经洞文书《放妻书》P.3730
敦煌“放妻书”大都以论说婚姻的意义作为开篇，并广泛运用佛教、儒家思想和文学中的经典；有的根据佛家姻缘前定的思想将婚姻描述成为男女二人因缘分而结合，这种思想在唐代非常盛行。
“放妻书”形容当时的夫妻关系，有两个概念值得关注。第一个是“义”——“夫妻义合，义绝则离”，这在儒家经典中早有表达，在唐代则写入法典。一些敦煌“放妻书”中也将这种思想表述为“夫妻义重”、“恩义深极”。
第二个概念是“情”——敦煌“放妻书”中常出现“伉俪情深”、“恩爱极重”这样的语言，或者借用“鸳鸯双飞”、“如水如鱼、同欢终日”的文学形象，这也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婚姻。
“盖闻托盘上食，昔说梁鸿之妻；把笔画眉，今传张敞之妇。”敦煌藏经洞文书S.6417中，用这两个典故，
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虽然有些敦煌“放妻书”中将婚姻失和归咎于妻子，但人们更常从因缘不合的角度解释实际生活中的不美满——“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販木（目）生嫌，”，因为前世因果，所以这一世夫妻不和谐，双方像“猫鼠、狼犬一样水火不容”，也强调夫妻双方对失败婚姻负有共同责任。从这点上看，有信仰还是好的，古人比今天的人们更坦然，也更容易谅解彼此。
敦煌藏经洞文书S.0343《放妻书》
敦煌藏经洞文书S.6417中，描述因为妻子不敬事翁婆、丈夫和姻亲，致使家业不兴
“放妻书”：散而不绝，不相憎
签署离婚文书在唐代有明文规定。737年颁布的户令规定夫出妻需要写离婚凭据：“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皆夫手书弃之。男及父母伯姨舅，并女父母伯姨舅，东邻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从敦煌“放妻书”来看，上述户令在九到十世纪得到了广泛的执行，因为所有离婚书都提到了父母亲属在场，无一例外。
敦煌“放妻书”最有趣的部分是分手祝福。古人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他们对彼此的祝福很实在——丈夫祝福妻子很快找到如意郎君，再婚幸福；妻子也祝愿丈夫加官晋爵、子孙昌盛。“鸳鸯为伴”、“琴瑟合韵”，对前妻如此热烈祝福的大度量，在今天都有点难以想象，虽然隋唐五代女性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再开明，毕竟是自己的前任媳妇儿……所以有专家认为，这种美好祝福很有可能跟佛家的因果思想有关。“与其解怨一世，不如放妻为善”，送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诚意祝福，也是为自己积福德，也许下辈子自己就能遇上个对的另一半！
祝福双方：“夫觅上封，千世同欢；妇聘亳宋，鸳鸯为伴”敦煌藏经洞文书S.6537v
一提离婚，当代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财产怎么分？古代人可大气多了。从字面看，敦煌“放妻书”里常见“三年衣粮”，是不是就是指丈夫答应离婚后为前妻提供三年衣食？经专家分析，“三年衣粮”可能是一个固定套语，指的是丈夫要为前妻提供一定的赡养费，而且这在当时的敦煌地区具有普遍性。敦煌“放妻书”中还有两件提出各自财产清单，“夫与妻物色，具名书之”，想必是为了合理分割；还有提到夫妻分割家畜和奴仆——“所要活业，任意分将。奴婢驱驰，几□不动。两共取稳，各自分离。”
敦煌藏经洞文书S.6537v
再来看看一份外文版“放妻书”
这是一份1981 年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尺牍，出土确切地点不详。分上下两部分，上方为检(封牍) ，下方为牍(底牍)，检正面有三条绳道，中有印齿，绳道尚存，而封泥已佚。绳道右侧书写概要，左侧署名。正文在底牍，书写不尽，继之以检背面。这件用佉卢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的一种文字）写成的尺牍，就是一份离婚判决，发生在尼雅王国晚期疏梨阇治时，当时缺水和沙漠化已严重影响到文明存亡，而这份尺牍也正是家庭分崩离析的例证之一。
经过专家考证，这份佉卢文“放妻书”述说了丈夫詹毗罗在灾荒年“放”妻五爱，可能当时未签署放妻书，故而王庭下诏让分居的二人重归一家，此时二人协议正式离婚，可能以便再婚。其中提到已佚失的“家庭法“条例 ——“凡婚姻中被遣出者，如此( 他/她的) 一切也已见放”。根据这条“谁提出离婚，谁就放弃一切” 的原则，丈夫詹毗罗提出离婚时，子女也归属于妻子。有理由推测，这个条例所带来的巨大的子嗣和财产损失，使得离婚在尼雅社会中不可能是常见之例。据专家称，同样的原则也见于古印度。
古人“放妻”是家事，无需广而告之，所以无论自省和离因缘，还是财产分割、监督执行，都是发乎内心，平和处之；尤其是“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分手祝语，这份善意与慷慨在今天看来，实在难能可贵。人生聚散依依，再见山高水长，不论纸短情真的“放妻书”有没有一些粉饰的成分，相信善良的人给予彼此的祝福一定是真心实意的。
（以上文字参考自知网《佛教与唐律“和离”制度》、《敦煌婚姻文书的相关研究》、《敦煌“放妻书”校释考辩》、《从“放妻书”论中古晚期敦煌的婚姻伦理与离婚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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