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何以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第91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绿皮书》夺得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剧本3项大奖，成为跟《罗马》平分秋色的赢家。

影片的题材选择直面美国种族问题，围绕黑人钢琴家唐·雪利和白人司机托尼·利普之间的南下巡演行程展开了一场细腻的现实叙事，从中窥见隐藏在美国繁荣社会表象之下的人种阶级矛盾，以及黑人、新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精神世界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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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种族、阶级等元素被冠以政治正确的名义，牵涉出社会不同层面的价值取向。与同台竞争、同样涉及“政治正确”的《黑色党徒》相比，《绿皮书》没有在种族问题之上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教。

通过雪利博士和托尼两人在巡演行程中从偏见到理解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表现出一种温情而感人至深的气质，把“种族”、“肤色”等严肃话题渗透进日常生活当中，自始至终未改变的是对人的关注点。

《黑色党徒》

而《黑色党徒》从最直接的角度探讨种族歧视问题，让观众在黑人运动集会和3K党入会仪式之间看到种族歧视者的顽固丑恶和黑人遭受压迫的痛楚。两部电影相同之处都在于反映种族主义带来的沉重现实，隐隐呼吁着种族平等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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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叙事技法并无标新立异之处，都是普通的起承转合，但《绿皮书》却有着非凡的感染力，流畅工整的剧情结构之下仍能将浮浅转为深刻。

它要表现的并不是种族问题最终如何取得有效改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借助片中人物的经历来审视种族问题的本质，应该说这是以两个不同人种之间的冲突与互相磨合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故事。

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绕不开的一个坎，影片将现实问题变作一种具体语境，在表现雪利和托尼南下途中遭受的歧视之余也看到了种族主义的根深蒂固。在片中，雪利本可以在北方拿着比南下巡演多三倍的演出费，但勇气使他迈出了试图用实际行动消除种族歧视的第一步。

反观美国历史进程，种族主义贯穿了整个美国南部的发展，想凭个人行动去改善黑人境遇谈何容易。从林肯时代到马丁路德金时期，尽管黑人的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严峻的现实是不同人种在美国依然以近乎绝对化的社会分层情况存在着，其中“黑人即底层”更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社会定式。

比如影片中呈现出的各种黑人形象：到托尼家中进行维修的黑人工人、南部小旅馆和酒吧里无所事事的黑人青年、田野里顶着烈日耕作的黑人农民，这些都说明了黑人在美国社会当中基本只从事最繁重的劳动，他们不属于盛大豪华的场面，衰败萧条仿佛只能够是他们唯一的归属。

黑白人种不仅存在肤色差异，还含有阶级差距带来的厚此薄彼。对雪利来说，他除了要深受肤色带来的种族歧视之苦，还要被迫接受白人高高在上的肤色审视。“三重奏组合”下榻旅馆时，其他两个白人在泳池边和女人嬉笑逗乐，他在阳台孤独地喝酒，这何尝不是“举杯消愁愁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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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是托尼与外界接触的诨名，这个名字是一层面具，当面具被剥离，现实便在眼前骤然构筑出一种重此抑彼的感受。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托尼遇上警察查车，警察看到驾照上的意大利名字对他说了句“你自己也是半个黑gui”，向来圆滑世故的托尼动手打了警察。在警察看来，非纯种美国白人即等于半个黑人，这一荒诞理由的背后便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当社会在最基础的分工劳作和个体观念中就出现种族隔离时，即使从经济法律方面甚至是政治变革上出现再大的跨越，种族之间的对立分离也不会被彻底消除。种族问题是人类社会漫长进程中的一个困局，在物质压力以及难以扭转的普世观念之下，种族问题的“代际传承”似乎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

福柯认为，一切道德活动确实是与身处其中的现实有关。但是，它还包含一种与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还把自我塑造成“道德主体”。其中，个体明确了自己对社会规律的态度，以及把自我道德实现作为生存方式。

影片中，雪利和托尼并没有对种族隔离影响下的社会规律作出深刻领会，甚至对固化倾向的社会规律做出个体抗争，同样他也拒绝成为所谓的“道德主体”，这种态度也让两人更靠近与自我身份认知和解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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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看，《绿皮书》很像《为戴茜小姐开车》。它承载了《为戴茜小姐开车》质朴题材的同时，打破定性思维将人物设定做了颠覆：温文尔雅黑人雪利是社会地位更高的一方，白人托尼是浪迹底层的混混，将阶级和种族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则制造出更大的反差。

《为戴茜小姐开车》

有钱有才的雪利毕竟还是黑人，在歧视黑人成灾的美国南部，金钱和才华不是通行证，所以有时候他也要寻求托尼的帮助。从这个层面上看，影片甚至触及到更深层面的意识形态。

雪利曾经向托尼表示自己大学时期学的是古典乐，而唱片公司却坚持要他在流行乐领域发展。他在台上意气风发，看起来实现了肤色和阶级地位的跨越，但以肤色为根本进行区别对待的社会里，褪去才华与学历的外衣后，他仍是白人眼里卑微的底层黑人。

在那样一个时代，尽管雪利才华横溢，就算他能和美国总统结为至交，到头来还是逃不过肤色带来的束缚，比如他不能自由弹奏肖邦的音乐。每寸黑色肌肤犹如枷锁一般套牢他的社会身份属性，或许这种“永无东山再起之日”的隐喻就是这部电影最残酷的文本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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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斯卡而言，《绿皮书》通过一次南下巡演之旅串联起两个主题：对种族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真挚友谊的赞颂。这个故事展现了包裹在幽默外壳之下的温暖内核，释放出真诚的善意，令人感到柔婉温情。

雪利和托尼从价值观念上的相互排斥到最后彼此和个体双重身份意义上的和解，凭借浸透着不同肤色之间的包容尊重诠释了黑人以及新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快速发展时期渴求真正平等的心路历程。

马丁路德金曾说，“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影片最后托尼家人和雪利的良好接触形成了心灵和情感上的突破与救赎，他们放下偏见，真正去理解彼此。

影片虽然没有过多聚焦政治，却用其独特的视角让观众从影片中获得反思，感受雪利和托尼的情感蜕变和个体观念的质变，穿透影像传递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社会信息，还原对社会的反思以及对黑人民权的尊重。